投笔从戎 报考黄埔
我叫陈积久,1920年农历9月初六生于甘肃省永靖县(现为积石山县)莲花镇。8岁逢马仲英在河州(临夏)造反,汉民遭殃,全家避乱至刘家峡大川村。11岁读私塾,学《三字经》《朱子家训》《四书》《古文观止》等。14岁上永靖县爱莲小学,插班三年级。1937年考入兰州乡村师范。是年“七七”事变爆发,日寇入侵,国难当头。兰州虽远在西北,也能未避开战火。日军飞机数次轰炸,百姓死伤惨重。西关十字被日寇轰炸,繁华街市,烧为废墟。目睹惨景,怒火燃烧。我在学校常参加抗日宣传活动,演话剧,唱抗日歌曲。甘肃省主席先为朱绍良,后为余学忠。余是东北军军长,与朱绍良一样主张抗日。驻军多为东北军。有一次我们学生在台上唱《流亡三部曲》,台下东北军官兵和唱,个个流泪满面,全场哭声震响。我被强烈震撼,国家兴亡,匹夫有责,报效中华,此其时也。
1940年10月,我与同学杨正和、孔凡茹,被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录取。300多考生仅录取50余人。11月已入冬,我们离开兰州,由领队干部率领,经临洮、珉县入川。徒步行军,顶风冒雪,日行八九十里。在四川碧口乘船至江洛镇,又徒步登上剑门关。抬头望见石碑《姜百约屯兵处》,激动人心。两山夹立,崎岖险阻,路边石碑如林,读之不尽。又经剑阁、绵阳、新都,到达成都。驻北校场。行军52天,行程数千里。布鞋穿破换上草鞋。我平生第一次出远门大开眼界,尤其是入川所见所闻,深感中华文化源远流长,博大精深,绝不可能亡于小小倭寇。我常常念诵“国破山河在,春城草木深”“壮士饥餐胡虏肉,笑谈渴饮匈奴血”。
我被分至骑兵科学习。军校大门上是中央陆军军官,上书4个大字“亲爱精诚”,两边是:“贪生怕死莫入此门”“升官发财请走别路”。此联深铭我心,决心努力学习,作一个报效中华民族的爱国军人。
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,我刻苦学习军事技术,射击在全班第一,马术精良,严守纪律,多次受表扬。最难忘是校长蒋介石两次训话,我被选为在讲台外的窗口担任持枪警卫,这是学校严格考核后予以学员的了不起的殊荣。同学们纷纷向我投来羡慕的眼光。我站岗的窗口离主席台很近,眼睛余光扫去,看到蒋委员长举止严谨,军人风度,不拘言笑,言语持重。蒋的讲话内容是主张抗日,地无分东西南北,人无分男女老幼,皆有守土抗日之责。
听了这段话,我站得更直,枪握得更紧,血也更热。盼望早日毕业,奔赴抗日疆场。日记写到:杀倭寇,保江山,死当马革裹尸还!
1951年,我与一位解放军派进起义部队的指导员交谈,那位指导员说蒋介石不抗日是卖国贼。我执拗地说,凇沪保卫战、台儿庄大战等,都是大兵团作战,没有蒋的命令谁能调动几个军作战?蒋家王朝政治腐败是事实,四大家族发国难财也是事实,失去民心也是事实,我们比谁都看得清楚,但国民党抗日也是事实,国民党在抗战中有二百多少将以上的军人阵亡。那位指导员又说,那些大战是国民党爱国将领打的,不是蒋介石打的。
我不语,但因此被怀疑“思想反动”,终至蒙冤入狱。
三十年后我获彻底平反。我认真收集了抗战中国民党军牺牲的二百多少将的名录,常常念诵,久久沉思。一寸山河一寸血,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,民族之魂魄。
进军西北 为国戍边
1943年,我从黄埔军校成都分校毕业。在填志愿表时,我报名西北。当时心慕班定远万里封侯,本人又生于甘肃,桑梓情深。遂被分至42军191师任见习参谋。军长杨德亮,师长陈希平。1944年,我任572团3营机关枪连排长,驻防安西。俗云:安西一场风,初一到年终。西边城外沙子竟与城墙一样高。
是年,“新疆王”盛世才入关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。国民党大量军人、公务人员及百姓进疆。常有苏俄支持的外蒙军队骆驼骑兵穿越沙漠,在通往新疆的道路桥梁处埋设地雷,阻止国民党势力控制新疆。我部任务是巡逻道路,保护交通,排除地雷。我常率武装巡逻车护送车辆及人员。当时没有扫雷器,全凭眼睛观察,全凭战场经验。弯道,斜坡,桥梁,沟壑等是搜索重点。有一次巡逻至大泉,见一辆汽车触雷被炸,两名河南孤儿身亡。这些沦陷区的孤儿是送往新疆收养的。他们的亲人多死于日寇炮火。乱世少年,命丧戈壁,思之怆然。
1944年冬,我调到42军骑兵营,驻玉门花海子中蒙边境。花海子有条小溪流,成为戈壁滩难见的绿洲,居民三百多户。1945年8月,抗战胜利、日本投降消息传来,花海子军民欣喜万分,敲锣打鼓扭秧歌,灯笼火把,彻夜狂欢。我想抗战胜利可以安定过日子了,不料军长杨德亮以“千里英雄万里好汉”动员部队进新疆。我部骑马出嘉玉关,冬经哈密越天山驻巴里坤。千里戈壁,渺无人烟。遥想张骞,班定远,左宗棠立功西域,无超乎常人的毅力,无坚定的信仰,无中原王朝的强大,绝无可能。人生第一次遭遇西北严寒,风如刀,雪盈尺,穿皮衣,蹬毡靴。骑马巡防三塘湖中蒙边界,不敢丝毫懈怠。
1946年春,42军组成骑兵团由哈密进军阿克苏。千匹战马,浩浩荡荡,冒风沙,耐饥渴,行军52天至阿克苏。途经卧虎布拉沟,遇一瀑布泉水。水极寒,战马极渴痛饮,暴死七八十匹。不知何因。行军数月,多为露宿荒野戈壁,枕鞍而眠。一路打野味改善伙食,死在我枪下的野兔黄羊不少于百只。士兵无不佩服我的枪法。
1946年秋,我坐着马车走了七八天到焉耆接来妻子,安顿在伽师县城一维吾尔人家里。这家维吾尔人对汉人亲如一家。妻子是兰州女子乡村师范毕业,小学教师。我们是老家订的亲。
我带兵很严,以身作则,不嗜烟酒。我常给士兵讲自已的一段经历。那年,我听说武威青云中学不要学费,约了同学从兰州走路五六天到威武。夜宿大车店,几个马家军士兵气势凶凶进来“查户口”。搜查完后,我背包中仅有的6块银元不见了。这可是学校半年的生活费啊!无可奈何,只有长叹:这些马家军连穷学生也不放过!我对士兵说:“别人的兵我管不了,我管的兵谁要祸害老百姓,军法无情,绝不轻饶!”
是年冬,我骑兵团团部驻巴楚县,2连驻伽师县。我在2连任排长。部队任务一是戍守中苏边界苏洪卡,防止苏联势力侵入。二是维持地方冶安,防范“东突”分裂活动。
当时伽师县情况十分复杂。1944年9月伊犁,塔城,阿尔泰三区在苏联武力支持下举行暴动,与国民党军激战。国军退守玛纳斯河东。三区汉民有的被害,有的逃亡,伊犁传说“汉人街上无汉人”。1945年秋,三区宣布成立“东突”。随后派一支部队越天山击败我部拜城,温宿守军,包围阿克苏。我部阿克苏守军坚守孤城两个多月,情极危急。我42军进驻南疆,局面方缓。1946年经张治中来疆调解,三区改“东突”为“伊犁民众参议会”,与国民党组成新疆联合政府。但是,在南疆泛土耳其主义、泛伊斯兰主义、反对国民党、反汉排汉等思潮错综复杂。“东突”分裂主义思潮主要在少部分青年教员之中。他们逢巴扎天搞讲演、示威游行,宣传“东突”理论。
1947年7月16、17两天,我连部所在的伽师县形势特别紧张。15日部队奉命抓了3名宣传“东突”的县政府科长。16日近千人游行要求放人,呼口号“打倒国民党”“赶走汉族人”“东突厥斯坦万岁”等。游行队伍包围了连部,有人煽动冲击军队夺取武器,响应“东突”。连长马兆琪下令全连12挺机关枪架房顶,并在连部门口50米处划警戒线,通告对方越线即开枪。县长名叫赛夫丁卡孜,不顾危险,挺身而出,一面劝告马连长千万不可开枪,一面劝说示威群众不要冲击军队,终于避免了一场流血冲突。后来在玉代里克也多次发生游行示威。
1948年,联合政府破裂。三区领导阿巴索夫;阿合买提江等返回伊犁。双方军队隔河对峙,没有开战,但南疆局面依然复杂紧张。
玉素甫开抢救连长 赵锡光严申军纪
我到黄埔军校学习不久,来了几个维吾尔族学员。有一个年轻英俊,鼻直眼深的青年与我同班。他叫玉素甫.纳吉丁,行政院长戴季陶为他取汉名于友新。他是新疆哈密人,从小跟着父亲在甘肃经商,思想进步,知识面较广。进黄埔军校之前,他在南京学习汉语,说一口流利的南京官话。我们成为同学好友,部队进疆又同在一个连队,他任副排长。我俩轮换带兵戍守苏洪卡。
那时新疆经济落后,老百姓生活艰苦。我们从伽师到边境苏洪卡骑马走三天,常常露宿山谷荒野。吃干馕,喝凉水。偶然遇到牧民可以喝点酸奶子,吃点奶疙瘩,那是很奢侈的享受了。
自然环境艰苦对我们当兵的来讲不是难以克服的困难,最令人担心的是南疆社会不稳定,民族宗教矛盾复杂,苏俄渗透煽动,“东突”势力猖獗,随时可能出大事。
1949年7月的一天,马兆琪连长去县城一家回族饭馆吃饭。突然有几个背景复杂的人闯进来劫持了他,亮出刀子威逼他下令连队“响应成立东突厥斯坦”。勤务兵乘机越墙逃回连队,正碰见玉素甫排长。玉素甫闻讯情急,操起一挺轻机枪,跑到那家饭馆外对准杨树梢扫了一梭子,并用维语大呼“放了马连长!”那伙人如鸟兽散。马连长安全返回。
四十二军军长赵锡光闻讯来电命令马连长到警备司令部去。马连长很滑头,托病不起叫我去“挨军棍”。我遵命来到疏勒县的南疆警备司令部,一路准备如何回答军长的训斥。果然,一进军长办公室,赵锡光从办公桌后站起来,面色严厉说:“你是什么职务?”
“报告军长,我是副连长。”
“你们为什么开枪?连长为什么不来?”
“开枪的事情况已经电报向军部报告过了。马连长拉肚子很厉害,派我来了。”我小心翼翼地回答。
赵锡光越说越气,声色俱厉,训斥了半个小时:新疆局面混乱复杂,军队是维护治安稳定的,不能随便开枪,动不动开枪吓唬老百姓是土匪……
第一次受到少将军阶长官的训斥,我紧张万分,一言不发,等他发火完了,立正行军礼退出。后来才知道赵正酝酿起义,抵制主战派的反对,焦虑万分,肝火正旺。哪能容忍军队和地方老百姓再出大乱子。那时一颗小小火星都可能引起社会巨大动乱。
我与玉素甫友谊更深了。这位维吾尔族黄埔军人临大节而不辱,那一梭子弹扫得好。半个世纪后,玉素甫是到我家最多的老朋友。我们常谈那时的事,当时那些背景复杂的人喊了三句口号:打倒国民党、赶走汉族人、东突厥斯坦万岁。我们反“东突”错了吗?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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